龙8官网入口元代宫殿建筑中有一座重要的建筑物承载并见证了元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就是元上都开平宫城中的大安阁。大安阁相当于上都宫城的前殿，却又负载了宫殿正衙的功能，元世祖和元成宗都是在大安阁中举行登基大典的。然而，这座重要的元代建筑是从蒙古人所征服的北宋与金代城市汴梁城中迁移而来的，也就是说，大安阁的前身原本是宋徽宗时所建造的熙春阁。而恰恰在南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保存了熙春阁的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对文献中所记录的熙春阁的结构与造型，并依据宋代官修的建筑著作《营造法式》中的一些基本规则来研究与推测元上都大安阁的基本结构与造型。

　　中国历代宫殿建筑多是按照先秦周代天子之宫的仪制，大略依据前朝后寝的制度建造的。现存明清北京故宫前三殿、后三宫的格局，代表了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如隋唐西京长安城的西内太极宫和东内大明宫，隋唐东都洛阳宫殿，宋代汴梁大内宫殿，以及明代南京宫殿与北京宫殿。清代入主中原以后，仍然沿用了明代北京宫殿的制度，沿用了前三殿、后三宫的格局。

　　曾经在北京地区建都的辽南京宫殿和金中都宫殿，由于受到中原汉地汴梁北宋宫殿的影响，很可能也采用了与宋代宫殿相似的前三殿、后三宫的布局形式。若果如此，则自公元6世纪末的隋代开始，至20世纪初的1911年。中国宫殿建筑的主要布局形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前朝后寝与前三殿、后三宫格局。当然，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偏安一隅的南宋临安宫殿。南宋宫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建筑等级上，都不可能与隋唐或北宋王朝同日而语，这显然与一直以“行在”而称呼之的南宋临安，并没有真正被确定为一个永久性的天子之宫有关。然而，在1300余年中所有那些中央王朝的宫殿建筑实例中，有两个例子比较引人瞩目，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入主中原之前建造的元上都中的宫殿，另外一个就是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所建造的元大都城内的大内宫殿。如我们所熟知的，元大都宫殿虽然也用了前朝后寝的传统宫殿制度，却没有采用唐宋与明清宫殿建筑中习见的前三殿、后三宫的平面形式，即不像唐宋或明清宫殿那样，将外朝或内寝各自区分为三座独立的殿堂，而是采用了元代宫殿所特有的前为大明殿、后为延春阁的形式，两者都是以用回廊环绕的大型整体式工字形殿堂为基本的造型形式，是以更大体量和更为繁复室内空间为特征的宫殿建筑形式。

　　而以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元上都的宫殿布局更为特立独行，其中最为重要的建筑物并非中国古代宫廷中常见的大型殿堂，却是一座楼阁，这座楼阁建筑的功用，既是宫殿的前殿，也是宫殿的正衙，以一座楼阁而兼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宫殿建造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而有趣的是，这样一座用于宫廷前殿与正衙的大型楼阁，却是将一座由其所占领的宋、金的都城——汴梁城中原有的宋代皇家楼阁建筑迁移建造而成的。也就是说，这座楼阁远比元上都，以及元蒙统治者本身的历史久远。

　　蒙古人最早的宫殿建筑是建造于哈剌和林城中的万安宫。宫建于太宗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相当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或金代灭亡后的第一年。这时距离南宋王朝的灭亡还有44年的时间。《元史》中记载了这一事件：“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万安宫的建造用了一年时间：“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

　　元世祖忽必烈在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前的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开始经营元上都城，并建造了上都宫殿：“岁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

　　关于上都开平城宫殿建筑建造过程的详细记载并不多，《元史》上仅提到了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建大安阁于上都”。大安阁显然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物，因为在元世祖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驾崩之后，其孙元成宗铁穆耳就是在上都的大安阁登上帝位的：“甲午，即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这在元代入主中原以后的前数十年中，似乎成为一个惯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崩，元武宗也是在大安阁登基的：“甲申，皇帝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大赦天下。”元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图帖睦尔也是在上都大安阁复位登基的：“己亥，帝复即位于上都大安阁，大赦天下。”关于文宗即位于上都大安阁这一史实，也见于文人的笔记，如元人陈旅所撰《安雅堂集》，卷7，“上都分学题名记”记载了他以国子助教的身份于“天历二年六月”伴读于上都，“是岁八月望日，皇帝御大安阁，正大位，大赦天下，与民休息。”

　　何以将元上都宫殿的前殿取名“大安”，其中寓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呢？在中国历史上，“大安”一词与宫殿的联系由来已久。唐代宫城之西有大安宫，太宗朝时唐高祖李渊就居住在大安宫。但这似乎是一座规制不很宏伟、地位也不很显赫的宫殿，唐人马周曾上书太宗：“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辽代时仍设有大安宫，宫中设大安殿，辽道宗时还曾以“大安”为年号。金代时则将中都宫殿的正殿命名为“大安殿”，其前有“大安门”。大安殿前左右对峙有广祐楼与弘福楼。其位置与格局和清代紫禁城正衙太和殿及其前体仁阁、弘义阁及太和门的关系几乎同出一辙。（图1）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大安阁在金代宫殿中的至尊地位。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同一年的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这应该是元代立国以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宫殿建筑群，因而，这里的“大安阁”很可能是模仿金中都宫殿正殿“大安殿”而设置的。但是，元人并没有在这个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建造一座大殿，而是将一座从宋、金汴梁城内迁移而来的比一般大殿更为宏伟的楼阁建筑矗立在了正殿的位置上。

　　臣等谨按禁扁，大安阁、水晶殿俱在上都。八月十一日上都大安阁成，盖拟于大都之正殿。元文宗、成宗即位皆在大安阁。其地并是上都，考析津志，每年四月驾幸上都，至八月内或九月初始还大都。

　　这里说的十分明白，即上都宫殿的大安阁，其功能相当于大都宫殿中的正殿，是天子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图2，图3 ）清人《钦定日下旧闻考》中在谈到“前代帝后未有并临朝者，惟元则然”时，还提到了元人诗句：“大安楼阁耸云霄，列坐三宫御早朝。”另据元人虞集所撰《道园学古录》所载：

　　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龙8国际，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巍然，遂为前殿矣，规制尊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

　　这里谈到了大安阁所处的位置是上都宫殿的前殿。然而，从文献中透露出来的点滴史实，元上都大安阁的功能还颇为复杂，如在大安阁中修佛事：“丁亥，修佛事于大安阁。”而且重要的是，大安阁中还曾经供奉佛像。据《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即甲午年（1294年），元世祖崩而成宗践位，曾召见藏传佛教的丹巴金刚上师到上都：

　　甲午四月成宗践祚，遣使召师，师至庆贺毕……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阁释迦舍利像前修设好事，师宜早至。翌日师登内阁，次帝师坐。令必且齐朗宣敕旨，顾问师曰：今已免和上税粮，心欢喜否。师起谢曰：天下僧人咸沾圣泽。

　　由此可知，大安阁中是供奉有藏有舍利的释迦牟尼佛像的。而且，也可知，那时的大安阁是被称为“内阁”的。此外，大安阁中还举行过道家的仪式活动：“十年正月就上都大安阁，演金箓科仪。”在元代中后期，上都大安阁中还可能兼有供奉祖宗神御像的神御殿的功能，这一点见于元代周伯琦的《近光集》：

　　曾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当日熙春今避暑，滦河不比汉昆明。五色灵芝宝鼎中，珠幢翠盖舞双龙，玉衣高设皆神御，功德巍巍说祖宗。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帝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以缣素木绵为之，重加补缀，嗟叹良久，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如此，朕敢顷刻忘之。”这里还说到了，大安阁是一座装饰十分精美的高大楼阁，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其前身是宋代汴梁宫殿中的熙春阁这一史实。清代孙承泽的《天府广记》收录了周伯琦的这首《咏大安阁》，其诗后有注曰：“故宋熙春阁移建玉京。”据《元史》，周伯琦在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元仁宗为太子时，曾做过翰林待制，并为太子说书，仁宗即位后又迁集贤待制等职，《元史》中有其传，是比较接近宫廷内部的人，因而，其记述也是比较真实的。

　　既然元上都大安阁是“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而成就的，其大致的形式与结构应该与宋汴梁的熙春阁十分接近。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熙春阁的造型与尺度，或能对元上都宫殿中的主要建筑大安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明人李濂撰《汴京遗迹志》引宋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载：

　　梓人钮氏者，向余谈熙春故阁，形胜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画之法为言，曰此阁之大概也，构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从则如之，虽四隅阙角，其方数纡余。于中下断鳌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耳构九楹，中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为楹者，各二；共长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压，其檐长二丈五尺，所以蔽亏日月而却风雨也。阁位与平坐，叠层为四。每层以古座通藉，实为阁位者三，穿明度暗。而上其为梯道，凡五折焉。世传阁之经始，有二子掖醉翁过前，将作者曰：此即阁之制也。取具成体，故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杀，取其缥缈飞动，上下崇卑之序。此阁之形势，所以有瑰伟特绝之称也。

　　在宋人眼里，这显然也是一座杰材伟构。而且，这是金末兵火之后尚存的汴梁宫殿建筑，作者王恽亦曾亲自登临其上，又记录了了解熙春阁建造情况之工匠钮氏所谈之形势、构造，其可信的程度是相当大的。熙春阁的建造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朝，这由宋人周密所撰《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汴梁杂事”，中有“徽宗每宴熙春”之记载可知。元代陆友仁的《砚北杂志》中也提到了熙春阁与宋徽宗的关联：“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八滴水阁’。汲郡王晖仲谋有《熙春阁遗制记》云云。”由此可见，这座熙春阁，可能是重要的是宋徽宗撷芳园中的一座园林建筑。关于这座撷芳园，及园中的壶春堂，《宋史》上有记载：

　　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景龙江北有龙德宫。初元符三年，以懿亲宅潜邸为之，及作景龙江，江夹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中途曰壶春堂，绝岸至龙德宫。其地岁时次第展拓，后尽都城一隅焉，名曰撷芳园，山水美秀，林麓畅茂，楼观参差，犹艮岳、延福也。宫在旧城，因附见此。

　　也就是说，这座曾被称为“壶春堂”的熙春阁，是一座北宋皇家宫苑中的建筑，其位置并不在汴梁大内之中，以其位于景龙门、封丘门之间，当与北宋末徽宗朝所建大型园林艮岳比较临近，可能是位于汴梁内城的东北角处，艮岳以北的位置。重要的是，这座瑰伟的楼阁建筑，历经宋末与金末的两次战火，居然能够幸存下来。元代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中提到了这一点：“杨起宗说，汴京熙春阁，历金国不毁，有诗题于上云：‘一阁看来尽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连天老蜃千年气，跨海金鹏两翅风。人说来从尘世外，天教不堕劫灰中。最怜寂寞熙春字，犹带斜阳照故宫。’”

　　那么，让我们先假设北宋朝所建之宫苑楼阁熙春阁在金代据有汴梁的一百余年间（1127—1234年）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结构与造型，金灭亡后，因其结构奇伟，造型瑰丽，则被元人完整地拆除并运送到北地开平城中，重新搭造于元上都宫城中，成为有元一代最为重要的宫殿建筑——大安阁。因为，古代木结构建筑都是装配式的，在迁移过程中，元代人也只是对其“稍损益之”，也就是说，是在原有的结构与造型基础之上稍加修正。这或因其由园林建筑而宫殿建筑，在装饰等级，使用方式上小有变化所致，但其基本的结构与造型应该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宋人对熙春阁的描述，来还原元上都大安阁的平面、结构造型。

　　由宋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大安阁之原型熙春阁结构高度（构高）为222尺，总面阔为46步，以一步为5尺计，合为230尺。文中所记“从则如之”，当为“纵则如之”之误，故其总进深大略与总面阔相同，可能也是230尺。以元尺与宋尺合，并以宋代三司布帛尺每尺合今日长度0.315米计，其高（不计台座）为69.93米，总面阔与总进深可能为72.45米。这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初步印象，但实际的情况如何呢？

　　从平面看，这是一座中间为五间见方的楼阁，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两间的“耳构”，中阁与耳构的总开间数为九间（“与东西耳构九楹，中为楹者五。”）这样一种平面布置，或许也是元代统治者能够将其用来布置于上都宫城前殿的原因所在，因为其通面阔九间，中阁为五间见方，恰合了天子居“九五之尊”的象征性内涵。以尺寸合之，其中阁的柱间距为24尺（合今7.56米），这里没有提到当心间的面广较次间与稍间为大的问题，故将中阁五间的开间大小视为相同，则五间总面阔为120尺（合今37.8米）。其耳构四间，总长7丈2尺，每间合1丈八尺（合今5.67米）。由此得出的总面阔尺寸为192尺（合今60.48米）。

　　这里已经出现了两个矛盾。一是按照总体的尺寸，其结构“广四十六步有奇”，当为230尺，而这里有实际的中阁与耳构的开间尺寸相加，总为192尺，两者之间有38尺的差别。二是以其“从则如之”的记载，其进深也应该是“九楹”，即在中阁五间之外，前后应各加两个耳构，但其文中仅仅提到“东西耳构”，并没有提到“南北耳构”。

　　我们再从柱网的角度来加以观察，以其所记载的“于中下断鳌为柱者五十有二”，其中、下层柱网的柱子总数应为52棵。以中阁为五间见方，以五间六柱的平面格局，在中间没有缺省的情况下，总柱数为36棵。而若以其东西各加二楹，合为九楹计，当是在中阁之左右各加两间，每间进深为三间，用四柱，则每侧的耳构为8棵柱子，两侧耳构总为16棵柱子。如此合计，则恰好为52棵柱子。也就是说，以中间为五间见方，东西两侧各附两间耳构的平面格局，恰好与记载中的柱子数、总开间数、中阁开间书、耳构开间数等相吻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这座楼阁是由一座五间见方的中阁与东西各两间的耳阁构成的，南北方向没有耳阁之设。（图4，图5）

　　在这样一个平面柱网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对“广四十六步有奇，从则如之”这句话慎重对待。王恽《熙春阁遗制记》在谈论楼阁的高度，柱子的间距等尺寸时，都是以“尺”为单位而记录的，而在谈到这座建筑的广与纵，即总面宽与总进深时，却用了“步”这个丈量地面尺度的单位。而若将这里的步折为尺，又明显大于前面所说柱网面广尺寸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王恽在这里很可能说的是一个台基的尺寸。

　　若以其台基之广为46步（230尺），则大约是在建筑柱网总面广192尺的基础上，每侧自山面檐柱的柱中心线米），至台基的边缘。其结构体的实际总面广，当为192尺（以两山柱中线为则）。而其结构体的总进深，即前后檐柱中线丈的台基线米）。若将其台座的总长与总宽相等，则应在建筑台基之外，再另加一个向前伸的月台，其月台的进深为72尺（22.68米）。当然，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方形台座。因其柱网的平面已经是“四隅阙角”，则“其方数纡余”，所谓纡余，就是有所曲折的意思，因而方形的台座也应该是有弯曲与纡绕的。这与四隅缺角的柱网平面正相吻合。

　　这样我们可以将平面的尺寸略加梳理。以每尺合0.315米计，其中阁总面广120尺，合为37.8米。其耳构每侧为36尺，合为11.34米，两侧总为72尺，合为22.68米，加上中阁的面广，建筑总面广192尺，合为60.48米。其台座总面广以46步计，合为230尺，计72.45米。建筑两山为耳构三间，耳构进深当于中阁进深间距相同，以每间24尺计，山面耳构总进深为72尺，合为22.68米。再加上前后各19尺的台基边缘，则其山面台基的宽度为110尺，计为34.65米。以中阁长宽为120尺，再各加19尺的台基宽，则中阁部分台基的尺寸为158尺，计为49.77米。也就是说，在台座的四角，各有一个7.56米见方的缺角。然后，在此十字形平面的基础上，再向前伸出一个72尺（22.58米）的月台，暂定月台的面宽与五间中阁的面广相同，则月台的尺寸为宽120尺（37.8米），其月台向前伸出72尺（22.58米）。这大略就应当是熙春阁（大安阁）的台座尺寸。

　　大安阁的台基高度，若以其前身——宋之熙春阁为计，当接近宋《营造法式》的规定：

　　立基之制：其高与材五倍。如东西广者，又加五分至十分。若殿堂中庭修广者，量其位置，随宜加高。所加虽高，不过材六倍。

　　以这座楼阁的高度不同寻常，取其最大值，及高“六材”。以其所用当为一等材（见后文）计，宋之一等材为9寸，则熙春阁（假定大安阁也用了同样的台基高度）台基当高5.4尺，合今尺寸约1.701米。

　　建筑物造型之要在于其立面与剖面。熙春阁的立面，如宋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所记，为“上下作五檐覆压”，也就是在立面上有五重屋檐。然而，在其剖面上，又有“阁位与平坐，叠层为四”之说，即其剖面为四层，“每层以古座通藉，实为阁位者三，穿明度暗”。结合两者，我们或可推测，熙春阁有三层“通藉”的“古座”，即平坐，每层平坐上有一层“阁位”，则其立面上，有三层平坐，三层楼阁。

　　那么，又如何体现“叠层为四”呢？这里的可能结论是，熙春阁（大安阁）底层是直接落在砖石台座上的，并没有使用了永定柱的平坐，因而在概念上，没有纳入“阁位”之中。也就是说，其首层落地，故不算“阁位者三”中的一个。在三层平坐与阁位上，再加上没有平坐的首层，恰好“叠层为四”。以这样的一种说法，以首层，及其上三层阁位各有一层屋檐，则似应有四重屋檐，与“上下作五檐覆压”却不相合。因而，可能的推测是，其中的某一层应当为重檐。

　　这里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其首层处理为重檐，如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其底层即为重檐。但是，底层重檐有一个问题，需要在底层平面中加一个“副阶周匝”的做法，即要附上一个副阶檐子，就要在底层加一圈柱子，这与记载中的情况不符。也就说说，以记载中的平面柱网数量看，这座楼阁的首层是没有副阶的。那么，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将楼阁的顶层处理为重檐。而这显然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设定，这座熙春阁（大安阁）的立面为四层，每层各有一檐，顶层为重檐，恰为“五檐覆压”的式样。

　　若楼阁顶层用重檐，则需要在原有的中阁面广与进深各为五间的基础上，将其中心三间的内柱生起，形成一个略似周匝副阶的剖面形式。这一做法见于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如其小木作制度中谈到：“上层殿楼、之内，唯殿身施重栱（重檐谓殿身并副阶，其高五尺者不用）外，其余制度并准下层之法。”当然，这里的副阶只是一种结构上的便宜之法，并不具有实际上的空间意义。其第四层的内部空间是完全可以打通的，只是中央三间的室内空间要高一些。（图6，图7，图8）

　　王恽《熙春阁遗制记》中还提到了“而上其为梯道，凡五折焉”，也就是说，用了五跑的楼梯，才能到达楼阁的顶层。而这五跑楼梯，又需要“穿明度暗”。试分析这“穿明度暗”的结构，以每一层阁位为一个明层，再加上首层，当有四个明层。参照辽代独乐寺观音阁，或应县木塔的做法，每层阁位下的平坐层，需要加一个暗层。这样就有三个暗层。也就是说，从首层地面向上设置楼梯，需要穿越三个明层与三个暗层，才能到达顶层楼面。

　　这里又遇到了一个难题。若以三个明层与三个暗层的剖面，在每一个结构层中，都应该有一跑楼梯，则应该有六跑，即六折楼梯。而这与王恽《熙春阁遗制记》记载中的“而上其为梯道，凡五折焉”的说法不符。因此，在这六个结构层中，有两个结构层肯定是只用了一跑（折）楼梯。从古代建筑的结构高度上来看，一般处于较为底部的楼层，其结构高度比较高，而处于较为上部的楼层，其结构高度会因立面的高度稍减而略小。因此，比较大的可能是，从明层第三层向第四层之间，即从第二层平坐向第三层平坐之间，仅用了一跑楼梯。这样，从底层地面到第三层楼面（第二层平坐表面），每一个明层与暗层各用一跑楼梯，则四折可至。最后一层，则用一跑楼梯穿过第三层的明层与暗层，直抵第四层楼面（第三层平坐表面）。这样，则可以做到“而上其为梯道，凡五折焉”的记载相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各层平坐是只落在中阁之上，还是同时覆盖了耳构部分？而这就需要对熙春阁的总体造型有一个分析。以王恽《熙春阁遗制记》的记载：“世传阁之经始，有二子掖醉翁过前，将作者曰：此即阁之制也。取具成体，故两翼旁构，俯在上层。”这里及其形象地表述了这座重要古代楼阁建筑的设计过程，也描述了其大致的造型特征。这就有如有三个并列行走的人，而两侧的两个人，在用力扶掖中间的那个人。也就是说，熙春阁（大安阁）两侧的耳构，在造型上有很重要的作用。既然是这样，这个耳构就不会只有一层，而可能是与中阁相应，一直延伸至顶层。只是在顶层的造型中，耳构部分只用了单檐，而中阁部分，则用了重檐。这样，就使得楼阁两侧的耳构，在造型上略低于中阁部分。恰如两个稍低的人，正扶持中间那位稍高的人前行。而这里所说的“两翼旁构，俯在上层”，也似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楼阁的两翼部分是在上层结顶的，只是稍微低俯一点罢了。我们可以设想，两翼旁构的顶层屋顶部分，是于中阁上层重檐屋顶的下层檐在一个高度上的。其造型态势恰好与两个人扶掖一个人前行的姿势相合。而其文后面所说的“其有隆有杀，取其缥缈飞动，上下崇卑之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这样一种两翼稍低，中间隆起，各有尊卑的造型态势的。元代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所引熙春阁上题诗中语“跨海金鹏两翅风”龙8国际，似也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个如两翅将展的“金鹏”之造型。（图9，图10，图11）

　　这里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栏构之下，止一位而已”。这里的栏构，无疑当是指平坐栏杆，而这里有三层平坐。那么，这里的“栏构之下”最有可能指得是第三层平坐之下。而这里的“止一位而已”，似也不是指造型。因为，我们很难在一个有中阁，有耳构的结构体中，创造一个整合的单个形体。因为，这一部分的结构形体已如前述，是“四隅阙角”的。此外，也不能将其想象成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按照古代木结构的做法，是不可能将顶层平坐之下的三层结构，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空间的。那么，“栏构之下，止一位而已”在这里的惟一可能解释是，这座多层楼阁的顶层以下各层，在平面上是没有分隔的，是一个相互贯通的空间，且其每一层中阁部分与耳构部分的楼面，也都是在同一个标高上的，即所谓“止一位而已”。

　　前面已经提到，元代陆友仁在《砚北杂志》中特别谈到了：“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八滴水阁’。”宋范成大《揽辔录》中提到他出使金人所据之汴梁，看到了往日的熙春阁时，也称之为“八滴水阁”：“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胜，金今则以为上林。”这里的“喜春堂”当是“壶春堂”与“熙春阁”之误。这里也透露出，金代时的熙春阁是作为宫苑建筑而用的。

　　这里似乎又提到了与熙春阁（大安阁）造型有关的一个话题——“八滴水阁”。问题是，什么是“滴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檐口部位两个瓦当之间向下垂而用来排雨水的勾头，俗称滴水。然而，这里的所说的滴水，恐不是指这一具体而微的滴水，那么，宋元时人所说的“滴水”，还指些什么呢？

　　宋李诫《营造法式》中有：“其阶外散水，量檐上滴水远近铺砌向外，侧砖砌线道二周。”这里的滴水，当是指檐口外缘，也就是屋瓦勾头之外沿。另明代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说：“其垂于檐端者有滴水。”似也是就具体的勾头滴水而言的。然而，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有：“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寺、朝元宫阁、登云楼。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罗汉再焉。”这里的滴水就是与屋檐联系在一起的，“五檐滴水”似乎是指“五重屋檐”的意思。而《日下旧闻考》中，在谈到元代大都城城门时，谈到“城门上各起三滴水楼，凡九座。”似也是指三重檐的城门楼建筑。

　　《扬州画舫录》中在谈到城门楼的时候，也提到了“滴水”的概念：“上檐七檩三滴水歇山正楼，下檐斗口单昂做法：明间例以城门洞宽定面阔，次稍间以斗科攒数定面阔，以城墙顶宽收一廊定进深，此楼制之例也。”这里的“滴水”似乎是指屋檐。也就是说，城门楼的上檐屋顶应当为三重檐歇山式屋顶。这与《日下旧闻考》中所说元大都城门“各起三滴水楼”正相吻合。

　　因而，我们在这里假设宋代人将熙春阁俗称为“八滴水阁”，可能是就这座建筑物的屋檐数而言的。然而，问题到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难题。若将“滴水”之意解为檐口，则“八滴水阁”当是暗示这座建筑有八重屋檐。而元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却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座建筑是“上下作五檐覆压”，也就是说，这座楼阁共有五重屋檐，已如前述。那么，这里的“八滴水阁”又该作何解呢？

　　宋李如圭撰《仪礼集释》中，也谈到了滴水：“释曰：霤，屋檐滴水处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谓四阿。故有东霤。此设礼处，与设洗处与士礼处同，大夫以下无东霤，洗当东荣耳。”朱子亦说：“其殿屋分四霤处，亦合如前来寄去之说，但移得洗更稍向东，当檐滴水处耳，夏屋亦须作次栋，以覆两夹，但设博风版于两夹之外，次栋尽头，而设洗于其南，如此乃有门庑之状。”这里都谈到了滴水处，即屋霤，亦即屋檐。然而，在这里则是按照方位谈屋霤的，还特别谈到了，在没有屋霤的东向，或夏屋（即厦屋，指悬山两山处）两端，则用“荣”，即博风版来做屋顶的收头。这里虽然谈的是屋顶构造，也说明滴水是特指有屋檐处。因而，不仅在上下不同高度上所层叠之屋檐的数量上，可以说有几“滴水”，而且，在同一标高的不同几个方位上的屋檐，也可以说有几“滴水”。

　　以这样一个思路来理解，则这座平面略呈十字形的熙春阁，其东南西北四个正方位，各有一个屋檐，略近“四霤”，即“四滴水”的概念，而在其东南、西南、东北与西北四个亚方位上，则有四个呈折角状的阴角屋霤，或阴角檐子，其滴水各自汇入一个屋角之下，或可以将其亦视作位于东南、西南、东北与西北另外四个亚方位的四霤，并理解为“四滴水”。（图12）这样，这座“四隅阙角”的楼阁，在不同楼层高度上，都各有八个方向的屋霤，或屋檐，故而也就可能被称之为“八滴水阁”。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若不作此解，则有关这座楼阁建筑之史料中的“五檐覆压”与“八滴水阁”的矛盾，又能够作何解释呢？

　　我们虽然不知道宋汴梁撷芳园中的熙春阁周围是否是廊子环绕，但从史料中可知，元上都大安阁是有后廊的，而且廊道还很修长，这一点见于元代许有壬所撰《至正集》：

　　至顺辛未六月，见文宗皇帝于大安阁后廊，甲戌夏重来有感而作：“修廊晴旭射红尘，燕坐曾朝虮虫臣；静忆玉音犹在耳，绝怜金地只传神。桥陵弓剑成千劫，滦水旌旗仅四巡；大圣继天春万汇，感恩无奈泪沾巾。”

　　由这里的描述，可以知道元上都大安阁的后廊具有赐群臣燕坐的功能，而且容纳的人数还相当多，否则不会用“虮虫臣”这样的字句。这里的后廊，或可能是位于“前殿”位置上的大安阁与其后殿阁之间的联系空间。以诗中有“修廊晴旭射红尘”的字句，则不会是紧邻大安阁之下的短廊，因为在开平这个地方，南北的方位是很分明的，大安阁又很高大，紧邻高阁北侧的楼阁之下，是不会看到“晴旭射红尘”的景象的，因而这应当是一个由廊道回绕或连接的修长而空旷的空间。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大致清楚了大安阁（熙春阁）的平面与外观形式。这是一座五间方形平面加东西各两间耳构的楼阁建筑，外观为三层平坐，五层屋檐，中阁顶层为重檐屋顶。各层室内处于同一个标高上，并形成一个贯通的室内空间。各层屋檐也在同一个标高上交汇，从而形成八个方向的屋霤，即“八滴水”的外观轮廓形式。

　　其立面上还有两个要素没有谈到。一个是外立面的封闭与通透问题，另外一个是顶层屋顶是攒尖形的还是有脊的四阿或九脊形式？

　　首先，大安阁很可能是一个在各个面上都用了木制门窗格栅的建筑，若将四面门窗洞开，则可迎八面来风，这一点见于元人的诗句：“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阁中敢进竹枝曲，万岁千秋文轨同。”元明间人张昱所撰《可闲老人集》也有诗句：“大安阁是延春阁，峻宇雕墙古有之。四面珠簾烟树里龙8国际，驾临长在夏初时。”这里的“四面珠簾”字句，再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大安阁开敞通透的造型特征，而这里所说“大安阁是延春阁”，将大安阁与元大都大内正寝延春阁作比，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凸显了大安阁在元代宫殿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还有一首元诗可证大安阁四面门扉是可以打开的，这就是元人柳贯的《次韵元日预宴大安阁下》：

　　金殿开扉日映枢，翠帷香雾动流苏，玉壶修干双龙捧，宝座重裀瑞鹊敷，春色入杯初潋滟，雪光浮栋尚模糊，天元启运三阳正，需宴欣承湛露濡。

　　这里的“金殿”当然是指元上都内阁大安阁，至于用“金殿”一词是否反映了这座建筑用了黄琉璃瓦顶，或用了金饰，尚不可知。但从诗中“金殿开扉日映枢，翠帷香雾动流苏”句，可以感觉到大安阁门扉洞开，流苏飘动的通透感觉。而这里的“玉壶修干双龙捧”句，又似描述了大安阁东西耳构捧持隆耸的中阁“玉壶修干”的造型特征。而“雪光浮栋”恰又正显露了上都开平的地理特征。

　　从另外一首元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安阁之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龙8国际，这见于元人胡助的《滦阳十咏》之一：“帝业龙兴复古初，穹隆帐幄倚空虚。年年清暑大安阁，巡幸山川太史书。”这里描绘了一个我们并不熟知的风吹草低、穹帐散布、粗犷豪放的塞外宫阁景观。这就是元上都的真实景观。在这样一片穹隆帐幄之间，拔地而起的大安阁，会更显出雄硕伟岸、空灵通透的效果。

　　关于大安阁的屋顶形式，其实主要应当涉及的是其中阁顶层上檐的屋顶。以中阁的平面为正方形计，其屋顶形式有四种可能：一是方形攒尖屋顶；二是九脊（歇山式）屋顶；三是五脊（庑殿式）屋顶，还有一种是十字脊式屋顶。以结构的形式来看，这四种屋顶形式都是能够实现的，而以造型特点来看，十字脊式屋顶在造型上似最为适当，且十字脊屋顶又是宋金时代建筑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只是从建筑等级上来看，十字脊式屋顶，其等级制度似不如九脊或五脊为高。但若以大安阁之前身熙春阁是北宋徽宗撷芳园中的一座宫苑建筑，则十字脊屋顶的可能性依然是很大的。（图13）

　　以宋人的描述中，熙春阁是一座十分奇巧瑰丽的建筑物，我们或可拈来几首宋元时人的诗，来看一看，这座楼阁在造型上是怎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这里所说的“曾甍复阁”无疑是指这座楼阁的造型奇巧繁缛。而“曾”字，有高举意，也有重叠意，“甍”即屋脊之意。则这里似也表明熙春阁或大安阁，有给人以印象深刻的隆耸屋脊，或言其屋顶部分的形式能给人以颇深的印象。以其“淫巧”而非寻常，以其“曾甍”而非四阿，且以熙春阁原为园苑楼阁，而非大内正殿，其造型亦必奇丽繁复，故我们推测其原为甍顶造型较为丰富的十字脊式屋顶，似也不会离事实太远。（图14，图15）

　　下面我们来推敲一下这座楼阁建筑的立面比例权衡。文献中没有元上都大安阁的任何尺寸，而其原型宋汴梁熙春阁的尺寸，也有一些令人难解的地方。尤其是高度方面，仅有一个数据，即“构高二百二十有二尺”，我们的立面权衡，必须以这一数字为基本依据。

　　这里的构高，可以理解成给结构高度。也就是说，这座楼阁从底层地面，至顶层屋栋的上皮，其高度应为222尺。以一尺为0.315米计，约为69.93米。比现存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木塔略高一些。

　　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中在涉及柱子高度时也往往模糊其词。比较肯定的一段话是：

　　凡用柱之制，若殿阁即径两材两栔至三材，若厅堂柱即径两材一栔，余屋即径一材一栔至两材。若厅堂等屋内柱，皆随举势定其短长，以下檐柱为则。（若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

　　这里涉及到建筑物所用材等的问题。据《营造法式》的规定，殿身九间至十一间者，用一等材；殿身五间至七间者，用二等材。虽然熙春阁的中阁部分仅为开五间，但其外观却是九开间，且其柱楹之间的间距较大，史料中所记载的总构高也比较高，因而，有可能是用到了一等材。即：“第一等：广九寸，厚六寸。（以六分为一分。）”的情况。下檐柱头上所用斗栱之断面，亦为广9寸，厚6寸，而其栔高为6分，即3.6寸。由此推测可得知大安阁（熙春阁）下檐柱的直径，即两材两栔，则其径为：9×2＋3.6×2=25.2（寸），约为0.7938米。以其最大的可能柱径为三材计，为9×3=27（寸），约为0.8505米。考虑到这是一个高层楼阁，其底层柱子的受力比较大，我们取其上限，即径两材一栔，即柱径为0.8505米。而其耳构部分的柱间距较小，故可将其柱径取一等材所用柱的下限，即0.7938米。

　　其柱子的高度，若以其是接近人的视线的下层檐柱来看，应该依照“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的规定，则以其中阁部分的柱间距为“每楹尺二十有四”计，则其柱距为24尺，约为今尺7.56米。我们将下檐柱的柱高也设定为24尺，即7.56米。

　　有副阶者，（以长二丈五尺为率。）一十功。（每增、减一尺，各加、减八分功。其厅堂、三门、亭台栿项柱减功三分之一。）

　　无副阶者，（以长一丈七尺为率。）六功。（每增、减一尺，各加、减五分功。其厅堂、三门、亭台檐柱减功三分之一。）

　　副阶平柱：（以长一丈五尺为率。）四功。（每增、减一尺，各加、减三分功。）

　　但若按照这里的规定，则柱高在24尺的情况下，可能应当属于有副阶之殿宇楼阁的殿身平柱的高度。也就是说，我们若将下檐柱定为24尺高，就应该改变其造型，而在下檐柱四周加一圈副阶柱子，并将副阶柱的高度控制在15尺左右。这样的处理不仅与我们前面所推测的“五檐覆压”的概念有些不符，更重要的是，若底层柱以这里规定的“无副阶者”的柱高，即17尺的高度来推算，四层柱子的总高才有68尺，若将三层平坐也处理成各高17尺的状况，则至顶层檐下最多仅高119尺，距离宋人所记录的220尺的高度还相差百尺。显然，这样一个柱子的尺度，与大安阁（熙春阁）的实际比例权衡是相差很远的。因此，我们还应该将其立面权衡的基点放在其柱间距为24尺，而其结构总高度为220尺上。

　　假定其下檐柱高24尺，以古代木构建筑的造型特征，其上各层柱高会有一些递减，我们暂按每层以2尺递减，即第一层柱高24尺，第二层柱高22尺，第三层柱高20尺，第四层柱高18尺。四层阁身柱子的总高度为84尺。然后，再在每层柱子的柱头之上，加上其上的铺作及平坐层的高度。如此，则需要对这座建筑的斗栱铺作做一个分析。

　　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座重要的楼阁建筑，是一定要用斗栱的，而以其记录中特别提到的：“其檐长二丈五尺，所以蔽亏日月而却风雨也”的说法，其檐出是很深远的，而要达到出檐深远的效果，非用硕大繁复的铺作则不可能。此外，在宋代的楼阁建筑中，各层铺作，或殿身与副阶、缠腰等部位的铺作数也不一样。需要综合地考虑。据宋《营造法式》的规定：

　　凡楼阁，上屋铺作，或减下屋一铺。其副阶、缠腰铺作，不得过殿身，或减殿身一铺。

　　以大安阁能够被用作元上都宫城的正衙（或前殿），不仅要用第一等材，而且有可能用到最高等级的铺作。故我们设想大安阁（熙春阁）的首层柱头斗栱为八铺作三杪双下昂，其上屋减一铺至两铺，即第二、第三与第四层下檐用七铺作双杪双下昂，第四层上檐，即顶层则用六铺作单杪双昂的做法。（图16）

　　同样，以《营造法式》的规则来推定三层平座斗栱，若以平坐铺作减上屋一跳计，则第二、第三、第四层柱下平座，均应为六铺作出三杪。因为没有确定的依据，我们暂以此来推测这座建筑的形式与做法，然后我们再以作图的方式来加以验证。考虑到绘图的简化，我们忽略各层柱子由平柱向角柱的生起，同时也忽略每根柱子的侧脚。

　　以八铺作出五跳，上加耍头与衬方头计，忽略有下昂的铺作自第三跳起的标高下调因素，其从栌斗口至衬方头上皮的铺作高度为七材六栔，再在此基础上加上其栌斗斗平和斗欹的高度，就是一组铺作自栌斗底至衬方头上皮的总高度，而衬方头上皮标高已经十分贴近橑檐方上皮的高度。这也基本上是这一整组铺作的高度。考虑到宋元时代的木构建筑在柱头上已经普遍使用了普拍方，在这个高度上，还应该加上一个普拍方的厚度。

　　同样的情况，第二、第三与第四层柱头用七铺作，出四跳，其铺作高度为六材五栔，再加栌斗的平、欹高度。第四层，即顶层上檐用六铺作，出三跳，其铺作高度为五材四栔，再加栌斗的平、欹高度。

　　平坐铺作的情况要略微简单一些，因为二层以上檐柱都用了七铺作，则其下平坐斗栱则均为六铺作出三杪，其上再加一个耍头和衬方头，当为五材四栔高，其下再加上各自的栌斗平龙8国际、欹的高度，和一个普拍方的厚度。

　　关于栌斗平、欹的高度，可以根据《营造法式》中所规定的：“一曰栌斗。施之于柱头，皆三十二分。若施于角柱之上者，方三十六分。高二十分；上八分为耳；中四分为平；下八分为欹。”也就是说，栌斗斗平与斗欹的高度总和为12分。关于普拍方的厚度，《营造法式》中仅提到了平坐铺作下的普拍方尺寸：“凡平坐铺作下用普拍方，厚随材广，或更加一栔，其广尽所用材木。”也就是说，普拍方的厚度为15分或21分。我们取其上限21分。如此，则栌斗平、欹和栌斗下普拍方的高度总和为33分。

　　根据如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以一等材，材高9寸，栔高3.6寸，以0.6寸为一分来推算出这几层铺作的高度：

　　这里我们推测出了大安阁（熙春阁）各层铺作累加的高度值为69.66尺，若再加上各层阁身柱子的高度累加值84尺，则除了顶层屋顶，及各层平坐柱头与其下衬方头上皮之间的高度差之外的木构架的结构高度为153.66。我们再加上其土石筑基座的高度5.4尺，则其结构累积结构高度为159.06尺。

　　除了各层柱子和铺作的累加高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高度可以算在建筑结构的总体高度之中，那就是顶层屋面的举高。以中阁顶层为开间与进深各五间，为了造成顶层为重檐屋顶的造型，中央三间内柱需生起至顶层上檐下。顶层上檐檐柱外檐铺作为六铺作。以宋代法式规定的七铺作出四跳，总为108分，第四跳跳头上承令栱，栱上为橑檐方。也就是说，中阁上檐橑檐方中缝，为上檐檐柱中缝向外出108分，前后檐橑檐方总出跳长度为216分。

　　举屋之法：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橑檐方心相去远近，分为三分，（若余屋柱梁作，或不出跳者，则用前后檐柱心。）从橑檐方背至脊槫背举起一分。（如屋深三丈，即举起一丈之类）。

　　我们已经知道，中阁顶层上檐开间与进深均为三间，以一间的柱间距为24尺，三间为72尺，再加上前后檐橑檐方出跳长度216分，即12.96尺，则前后檐橑檐方方心的距离为84.96尺。因为大安阁（熙春阁）是一座殿阁式建筑，其举高当为前后檐橑檐方方心距离的三分之一，即举起28.32尺，是为顶层上檐屋顶脊槫背的标高，也就是宋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所载“构高二百二十有二尺”的最高点。

　　以前述基座、柱子，及铺作的累加高度，总为159.06尺，再加上这里的屋顶举高28.32尺，则目前所知确定的结构体高度为187.38尺。这里还有34.62尺的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可以分配在每层柱头铺作橑檐方上皮与其上平坐普拍方下皮的高度差上，也就是平坐柱柱头标高与其下柱头铺作高之间的高度差上。在实际作图中，我们从每层铺作上缘，如八铺作，则从七材六栔（或七铺作，在六材五栔）的最上一材上皮（比橑檐方上皮略低处），算至平坐柱头普拍方下皮处，实际量得其高度差，用八铺作时为1.8988米，折为6.03尺；用七铺作时为1.8136米，折为5.76尺。整座楼阁有三层平坐，首层用八铺作，有高差6.03尺，二层、三层用七铺作，各有高差5.76尺，三层总积累高差为16.37尺。尚余17.54尺的高度差。

　　我们再来看第四层，即顶层的重檐部分。由于顶层下檐用了乳栿、劄牵，形成一个副阶檐子，副阶檐博脊之上距离上檐柱头普拍方下皮，还有一个高度差，实际作图得出的由顶层下檐铺作最上一材上皮至上檐柱头普拍方下皮的高度差为5.47米，折为17.36尺。比我们所期待的高度差仅差了1.8寸。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吻合的数值。由此，也略可确知，我们按照营造法式所确定的各层柱高、材等、铺作数，都是比较恰当的。

　　如此，我们可以按照如上的分析把这座宋元时期著名的重要楼阁建筑的剖面与立面绘制出来。为了一目了然，我们将上面分析的各种剖面高度数据列出一个表格：

　　还有一个数值一直令我们疑惑，那就是宋人王恽《熙春阁遗制记》中所说的“上下作五檐覆压，其檐长二丈五尺，所以蔽亏日月而却风雨也。”以常识来论，上下五檐中的其下四层檐都是平坐之下的各层屋檐，其檐长仅有一个步架，是不可能达到“二丈五尺”的长度的。所以，这一尺度只能够用于顶层重檐屋顶的上檐部分。但是，若顶层上檐用一般的四阿五脊的屋顶，则以其前后檐橑檐方方心的距离为84.96尺，其屋顶的檐长绝不可能仅有2.5丈。但若将其设想为九脊殿屋顶，则其两山由博风版下曲脊至两山檐口处的距离，若控制在2.5丈（合7.875米）时，其屋顶恰可形成一个比例较为适当的厦两头造的做法。若我们将屋顶设想为十字脊式的，则在顶层重檐部分四个方向曲脊以下，都可以控制为2.5丈的檐长，这也正可与“其檐长二丈五尺”相吻合。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一座宋代界画中常见的十字脊式屋顶的大型楼阁建筑。（图17，图18，图19，图20）

　　说明：大安阁复原设计图中的立面、二层平面、屋顶平面及耳构部分的剖面图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段智君同学绘制完成。段智君还帮助完善了笔者绘制的首层平面、横剖与纵剖面图，并配合表现图公司完成了透视表现图的绘制工作，特在此说明，并致谢意。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09年总第2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王贵祥. 元上都开平宫殿建筑大安阁研究[M]//王贵祥.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2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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